新冠疫情大流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好像是把整個社會帶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實踐——人們都宅在家里，對現代社會有什么影響？從就醫角度來說，眼下發生的事情證明了：人從“群居”變為“獨居”后，確實會減少去醫院的概率。

但這對于處于疫情風暴中心的醫院來說，未必是件值得開心的事。

4月17日，國家衛健委《2020年1-2月全國醫療服務情況》顯示：

• 全國醫院診療量縮水四分之一，收入大幅下降。

醫院不敢收患者，患者不敢到醫院，疫情之下，醫院運行狀況受到嚴重沖擊。

南京一家三甲公立醫院院長表示，因為防控支出增加，與往年同期相比，該院近兩月支出增加20%，業務營收卻下降50%。

疫情潮水退去，醫院陷入“生存危機”，入不敷出的局面如何應對？面對后疫情時代的就醫新常態，醫院又如何跟上腳步？

▲疫情期間，某醫院門診樓走廊

至暗時刻，醫院現金流吃緊

在疫情爆發之初，人們最惶惶不安的2月，全國大部分門診都處于停擺的邊緣，醫院的業務量出現了斷崖式下滑。

根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從醫院診療人次來看，2020年2月：

• 醫院類型上，公立、民營醫院均損失慘重，前者（-47.5%）受損面略大于后者（-45%）；

• 醫院等級上，三級醫院下滑最為明顯，達51.8%，二級和一級醫院相差無幾，分別為-41.2%、-41.9%

幾乎所有的醫療機構門診量都出現了同比下滑。

▲不含湖北省、診所、及村衛生室數據，來自：國家衛健委

另一份來自民間（廣州艾力彼）的醫院運營調查問卷（以下簡稱調查），看起來則更為“驚悚”。

*問卷共316份，覆蓋26個省份，其中公立醫院204家，社會辦醫醫院112家，三級及以上醫院占比63.92%。

調查顯示，2020年2月，99.37%的醫院的門診量出現了下滑；100%醫院的住院量和手術量出現下滑。

門診量、住院量的減少，直接導致了醫院現金流的吃緊。調查顯示，94.1%的醫院在疫情期間出現了現金流的同比下降，其中：

• 76.6%的醫院下降幅度超過20%；

• 15.6%的醫院下降在10%-20%之間；

• 只有4.5%的醫院基本沒有影響。

一位福建省三級甲等醫院院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講到，“醫院收入至今只能恢復到原來的55%～60%?”，而河南省某縣級二甲醫院院長則表示，“初步估計較去年同期比，約減少2000萬”。

隨著防控工作常態化，公立醫院如果不自求生路，以后情況恐怕會越來越糟。

活下去，有兩條路

疫情造成的極端環境下，醫院想要活下去，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個是節流，一個是開源。

節流：工資成醫院最大成本，醫護人員“躺槍”

調查顯示，在人力成本占醫院總成本的比重上，疫情前后發生了巨大落差：

• 疫情之前，只有8.9%的醫院這一比重超過50%；

• 疫情以后，人力成本占比50%以上區間的占比快速上升到了32.3%。

人力成本的支出，成為了大部分醫院疫情期間最主要的支出，也是對醫院現金流壓力最大的支出。

因此，公立醫院管理者不約而同地把節流的“第一刀”，瞄準了醫護人員的獎金薪酬上。

所以，我們近期陸續看到了這樣的新聞：

• 咸陽市婦幼保健院通過一次考試，實行末位淘汰，一次性裁掉40多人，被裁掉的醫護人員中大多數都曾在抗疫一線；

• 上海的多家醫院醫生表示，他們2月份獎金只能拿到平時6成，3月份是8成左右；

• 更有早前消息，多地醫務人員反映抗疫補貼被收回；

• 山東、寧夏相關醫護人員發起討薪抗議……

這類零星的新聞并不是偶然事件，醫院，尤其是基層醫院、民營醫院，為了“節流”，薪資減少或將成為常態。

開源：尋求財政補貼？沒那么容易

公立醫院收入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業務收入和財政補貼。業務收入減少了，醫院自然而然地會希望財政補貼給到彌補。

• 79.11%的醫院希望政府能夠在財政上給予醫院補貼；

• 67.72%的醫院希望醫保能給予扶持；

• 53.16%的醫院希望政府給與財稅方面的政策傾斜。

想法很美好，但現實很殘酷。

在公立醫院日常的資金來源中，政府投入或政府補助僅占約10%。剩下90%的資金都要靠醫院經營來解決。這些資金包括了買CT等醫療設備、給醫生發工資、發獎金、做科研等所有開支。

在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下，額外補助的申請會更加艱難，從現有資料看，

• 全國新基建項目預計在醫療方向的投入比例僅為1%，寥寥無幾；

• 醫保資金也在疫情之中“元氣大傷”，既要支付醫療費，還要支持企業復工復產減征單位繳費，截止3月5日，已支付賬單191億元；

• 地方財政上，收支矛盾更是雪上加霜，今年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同比-12.3％，支出同比-7%。

四川省某市級醫院院長直言，“現在疫情影響這么大，（寄托）財政補貼還是很難的。”

開源和節流這兩條路，進一步是懸崖，退一步是煉獄，公立醫院院長進退維谷，左右為難，成為疫情中最為焦慮的群體之一。

自求多福的民營醫院

不管怎么說，公立醫院至少還有機會“抱大腿”，而民營醫院，就只能靠自己。

民營醫院本身規模小、底子薄，很多都是負債經營，因此受到的沖擊更大。調查顯示，社會辦醫醫院現金流可以支撐2個月以下的占被調查社會辦醫醫院的57.1%。

從歷史原因來看，2016年的魏則西事件，基本把莆田系趕出了醫療體系，清除了毒瘤。但其負面影響卻是：一些正常經營的民營醫院也被一刀切，民營資本損失慘重，心有余悸，加之醫院經營復雜，是個“高投入、慢回報”的行業，資本市場上，靠民營醫院一己之力成功上市的企業寥寥無幾。

總而言之，民營醫院在中國的發展至今尚未走上正規。

疫情帶來的殘酷打擊之下，多家民營醫院表示，連續幾個月沒有收入，加劇了行業洗牌的速度：對開業時間長、有一定口碑、籌資渠道強的民營醫院來說，幾個月的沖擊還能挺過去。

但是對于民營專科醫院來說，日子更加難過。比如口腔、整形美容、體檢、眼科等，在疫情期間幾乎全部停業，收入為零，但員工工資、門店房租、醫用耗材等材料的工程款還是要付。

由于醫院資金鏈斷裂、巨額欠薪，已經陸續有民營醫院跌倒在黎明前夜。

• 4月29日，合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決定將合肥正大中西醫結合醫院列入勞動保障失信“黑名單”。

不久之后，更多的關門、倒閉，可能成為民營醫院要面對的現實。

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在部分學者看來，如果在疫情之后，進行一場醫療改革，不僅可緩解時下危機、也能促進我國醫療體系更好的發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認為，既然醫院必然將面臨危機，那我們不妨轉變思路，進行新的嘗試與實驗。

在這次抗疫中，免費醫療和財政兜底給老百姓帶來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這次疫情也是一次成功的免費醫療社會實踐，讓我們看到免費醫療是可行的。

“免費醫療不是看病不花錢，而是支付方式的改革。”李玲教授解釋說，改革可以學習福建的三明模式。

三明模式的核心就是把醫保、醫療、醫藥聯動起來，改革的重點是改政府，把所有醫保的錢整合起來，用醫保的錢直接支付醫生的工資和醫院的運行。

這樣一來，醫生工資按照政府舉辦公立醫院考核制度發放，并非醫院營收支付，這樣讓好醫生拿到好收入，回歸醫生救死扶傷的本色，強化公立醫院的公益性。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奇帆則認為，是時候大力扶持社會辦醫力量了。特別是在政府投入薄弱的公共衛生教育領域，應鼓勵企業和個人參與公共衛生的研究和教育過程之中。

除專家學者外，一些行動派的院長已經就后疫情時期如何有序復工復產的課題，開始了實踐。

一直在最前線與病毒貼身搏斗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副院長劉爭，提出了“以‘去時空醫療’為工具，最大化減少人流”來緩解后疫情時代醫院的改革之路。

具體包括

• 推進互聯網醫療；

• 提高預約率；

• 加強診療流程的在線化；

• 院內物流的技術進行非接觸的運輸；

這正是近年來的熱門概念——智慧醫院的縮影。

無獨有偶，在疫情的倒逼下，劉院長不是唯一一位將改革重心瞄準智慧醫院的改革派。

受疫情影響，業務量下降，收入驟降。盡管頂著一定的運營壓力，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依然選擇在疫情期間啟動了智慧醫院建設項目。

院長顧民表示，醫院信息化建設基本是以千萬元的投入起步，這是公立醫院應該抓住的發展機遇。

但是，也有人就這個改革路徑提出了質疑。

春田醫管創始人、原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撰文發出疑問：在三級公立醫院可以非常方便地進行線上初診和復診了，可以完成整個診療的閉環了，患者為什么還要到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中心？三甲醫院獲益更多，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中心會越來越弱勢，越來越被邊緣化。”

這就引出了一個尷尬的問題——互聯網醫院的快速發展，會不會與分級診療制度背道而馳？

改革過程中，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存在既定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至少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疫情之下，世界正處于一個新達爾文時刻，適者生存，就像800米賽跑一樣，既要有爆發力，又要有韌性，才能夠堅持下來。

對于醫院來說，也是如此，不奔跑則意味著被淘汰，只有適應新環境，創新求變，才能最終在這樣的達爾文時刻勝出。